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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5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刘氏族人超过千余人齐聚在距离四川成都不远的大邑县安仁古镇。他们借着清明节的传统时节，隆重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祭祖仪式，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和敬仰。
刘氏家族素有“四川第一家族”的美誉。此次参与祭祖的族人不仅有安仁当地的居民，还有远道而来的北京、成都、雅安以及海外的刘氏后裔。他们跨越了七代人，最年幼的族人还不到一岁，年龄跨度极大。族中最年长者已经高龄95岁。原本安排了75桌宴席，预备接待650名宾客，然而到场人数却超过千人，现场拥挤不堪，约有200名刘姓族人因无座位可坐，只得遗憾离开。
这场刘氏家族的祭祖活动一经曝光，便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原因在于，此次祭祖的发起人正是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孙子。因此，有媒体将这次活动戏称为“千余子孙共祭刘文彩”，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展开剩余90%那么，刘文彩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人物？他的后代现状如何？为何公众对这次祭祖活动中出现他的名字表现得如此敏感和不安？
刘文彩作为中国封建地主恶霸的典型代表，不论是在历史课本、连环画，还是影视剧中，他都成为了残暴暴行的集中象征。各种恶行如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等，几乎都与他紧密相关。特别是以刘文彩故事为蓝本创作的大型雕塑《收租院》，更是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反派人物。
曾享有“四川第一家族”称号的刘家，在民国初年其实并不显赫。那个时期，大邑县安仁镇刘氏族长是刘文彩的祖父刘安贤。实际上，他们只是普通的土财主，远未达到官宦人家的地位。刘文彩的父亲刘公赞曾于晚清时期考取贡生，说明刘家那时也只能算是小康之家。
辛亥革命之后，刘家日子一度拮据。刘文彩被家族安排从事商业经营，数年间虽然赚了些钱，但并未获得实质的政治影响力，直到他的堂弟刘湘和兄长刘文辉在军界崭露头角。
刘文辉，1895年1月10日出生，是兄弟六人中最杰出的一位。他自幼聪慧，13岁考入成都陆军小学，1917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毕业后，在堂侄刘湘的引荐下进入川军第八师陈洪范部任上尉参谋。凭借个人能力，刘文辉从参谋一路晋升至营长、团长，直至1921年任川军旅长。
按当时军制惯例，刘文辉晋升旅长后，意味着拥有直属部队，可以开始自立门户。此时，他急需一位心腹帮手，专门管理财政，负责在自己控制区域内收税以维持军费。出身商人的刘文彩恰好胜任这项工作，遂成为刘文辉的“钱袋子”。
当时刘文辉驻守宜宾，刘文彩则在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叙南船捐局长、川南护商处长、川南禁烟查缉总处长、川南捐税总局总办、叙南清乡中将司令等多个职位轮流任职。每到一处，他都横征暴敛，肆意搜刮百姓财产。
在川南地区，刘文彩权倾一时，掌控军政财大权，行事极为嚣张跋扈。他对地方居民的剥削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叙府一地征收的税费项目多达四十四项，乐山至叙府一百余公里路段设立了三十多个护商税收费关卡。
在敛财手段上，刘文彩更是匪夷所思，他甚至将商税和农税的征收延续了四十年之久。更为恶劣的是，他严令辖区农民禁止种植粮食作物，强制改种罂粟。罂粟收成后，农民不能自由销售，必须以极低价卖给刘文彩，绝大部分收益归其家族所有。
而生活在他统治下的百姓，则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饥荒和寒冷造成无数死亡。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捐暴动均遭刘文彩残酷镇压。革命志士如徐经邦、李筱文、李家勋、梁戈、孔方新等人都被他血腥杀害。
1931年夏，刘文辉与刘湘因争夺四川最高权力而爆发激烈冲突。刘文彩曾派刺客暗杀刘湘，但未成功，因而被刘湘怀恨在心。刘湘随后派飞机轰炸刘文彩驻地宜宾，迫使他仓皇逃窜。临走时，他在宜宾城内搜刮银元二十万余元，以及多件珍宝，用4500多个大木箱装载，靠二十只船运回老家。
刘文辉败退后，刘文彩隐居安仁镇，成为当地的“土皇帝”。他强占周边七县土地共计一万二千余亩，还掌控了大量银号、当铺和房产。商户们饱受其剥削，普通百姓只能租借刘家的土地为生。租地时需交纳巨额押金，且要求提前支付，押金甚至被预收长达二十多年。
其间，刘文彩制定了特制量斗，以“大斗进、小斗出”的方式坑害农民。他还雇佣武装家丁和打手，残酷镇压不满者。一次，他的亲戚杨炳元酒后发牢骚，竟被他当众刺杀于闹市。
此外，刘文彩与当地袍哥帮派及土匪恶霸勾结成势力联盟，在一带称霸一方。他视辖区农民为家奴，横行乡里，肆意作恶。国民党节节溃败时，他的兄弟刘文辉却转而积极向共产党靠拢，参与解放战争，协助四川解放，成为功臣。
而刘文彩却顽固坚持称王称霸，持续镇压共产党武装。1949年10月17日，刘文彩去世。对大邑县安仁镇的百姓而言，这既是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也是压迫者的终结。
四川解放后，人民政府要求刘家返还多年来收取的农民押金。此时刘文彩刚逝，责任由其子孙继承。
刘文彩一生娶过两任妻子和三个姨太太。最初与原配吕氏结婚时，刘家生活仅能勉强维持温饱。吕氏出身平凡，刘文彩长期外出经商，吕氏在家操持家务，劳累过度，早逝，夫妻俩的两个孩子也早夭。
吕氏去世三年后，刘文彩娶了17岁的杨仲华，她虽年幼却精明能干，管理家务井井有条。两人后来育有四子三女，家境逐渐好转。
刘文彩35岁时，依靠兄弟刘文辉的关系，迅速从小商人跃升为地方豪强，并开始纳妾。虽然先后有四位姨太太，却未为他留下子嗣。
长子刘元龙出生时家境尚苦，曾吃过不少苦头。刘文彩发迹后，夫妇对他娇惯有加，导致他养成纨绔恶习。刘文彩想重点培养他，已晚矣，刘元龙染上鸦片、赌博、嫖娼等恶习。被送入军队锻炼时，他不堪忍受生活艰苦，逃兵回家。
此后，刘元龙沉溺吸食鸦片和赌博。1949年政府要求归还农民押金时，刘元龙已无力处理，只得将重担转交二弟刘元华。
七个子女中，成就最大的是次子刘元华。与放纵的哥哥不同，刘元华勤奋好学，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叔叔刘文辉部队服役，受到重点培养。
为归还父亲欠下的押金债务，刘元华准备变卖家产，却惊觉押金数额之巨，远超预期。农民押金被兄长挥霍殆尽，变卖财产仍不足以偿还，幸得刘文辉接济，债务才得以清偿。此后刘家家道中落。
刘元龙因长期吸鸦片，患肺结核，1953年吐血而亡。刘元华本有前途，却因部队解散，沦为无业游民，一家人一度流落街头。
1950年代，刘元华为生计成为工人，远离政治，过上平凡生活。
三子刘元富年轻时耳疾严重，未获父亲重视，自暴自弃，生活放荡，除未吸鸦片外，其余恶习不亚于长兄。解放后他留在镇上务农，但不懂耕种，时常挨饿受冻。后来投靠叔叔刘文辉，孤身终老，未婚未育。
四子刘元贵曾与刘元华一同服役刘文辉部队，解放后转入铁路战线，生活尚可。不幸在一次事故中丧生。
刘文彩的三个女儿命运相对较好，解放前均已出嫁，夫家不在本地，免遭牵连。生活虽普通，却安稳无忧。
作为旧社会地主恶霸的典型，刘文彩虽死于1949年，逃过人民审判，但其恶名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他生前欺压百姓，杀害革命者，导致无数家庭破碎。其家族后代亦未能享有平静生活，殃及子孙成为最大的惩罚。
2005年，刘文彩的两个儿子刘元华和刘元富多年后重返故乡安仁，在家门口偶遇当年管事刘泽高，众人感慨万千。
随后数年，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四处联系刘氏后人，梳理家族状况，发现家族成员从商的较少，多从事文化教育和艺术领域。刘文辉、刘文渊等兄弟的后代中，不乏媒体、摄影行业的专业人士。
2010年这场高调的祭祖活动，引起媒体再度关注。凤凰卫视曾详细报道刘文彩后人的生活轨迹。其外孙田正宏曾留学澳大利亚，在一家商业集团担任高层管理；外曾孙女李香宜亦在澳洲任钢琴教授，并在国际赛事中获奖。
此外，刘文彩的后代多定居澳大利亚，也有不少散居全国各地。
此次祭祖活动由刘文彩孙子刘小飞发起，他是一位学者，退休后专心为其祖父刘文彩奔走呼吁。虽然表面上是全族祭祖，但实质上是刘小飞试图为其祖父洗刷历史污名的一次宣传活动。
祭祖过后，许多刘氏后人在各种场合为刘文彩辩护，试图寻找其善行，但这些努力难以改变公众对其恶劣形象的根深蒂固看法。
刘文彩作为封建地主旧势力的象征，是无数革命先烈奋力推翻的“三座大山”中的重要代表。社会所反对的并非个人“刘文彩”，而是其背后的封建地主阶级。
如果“刘文彩”都能被洗白，那么曾被推翻的地主阶级是否也应当获平反？无论坏人多么有“人性光辉”，他们一旦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必将被历史遗忘，被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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